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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泰
恩光書院院長
適逢剛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週年記念,反思基督徒學生的信仰與大學生活的關係。希望對今天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有所啟示。
早期的中國高等學府,由科舉和京師學堂演變成現代型大學,都是以美國為主的基督教大學,如燕京、清華、復旦、聖約翰、湘雅等模式。初期以美式課程為主。後經「五四運動」,華人出任校長,開始思索以中國文化為本的基督教大學是怎樣的?其中嶺南大學是其先驅,結合信仰與時代,學科與信仰,對今天有參考價值。然而,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共產中國建立,這一些基督教大學都變成國有。雖然今天恢復燕京學院在北大,金陵學院在南京師大,其信仰內涵已不復再。
幾年前,參加了港大基督徒團契的懷舊聚餐,看見昔日的學生團契領袖,如今是大學教授和社會賢達,緬懷過去港大團契的黃金歲月,週會人數過百,營會旺盛,音樂會和宿舍佈道積極。前輩們有點慨嘆時光不再,如今校園CA團契凋零,振臂一呼,希望重振昔日光輝。
然而,當時港大及其他學院的團契真是光輝歲月嗎? 只集中於個人佈道,歸納式查經,在工作上堅守崗位,就是基督教大學生的使命? 甚麼社會關懷,政治改革,大學制度反思,國家民族,公民身份,國際視野等,十分缺乏。信仰未能結合學科,未能回應時代。
如今在香港大學校園活躍的校園團契,不是由學生福音團契所主導,因為他們堅守以學生為本,學生主導,而自己作為培育學生領袖為主。但遇上學生領袖不濟,無計可施。學園傳道會的崛起,以幹事主導,強化佈導技巧,生活體驗,甚得學生歡迎,聚會過千人,重護教、團契及個人成長。可是,此運動以美國模式為本,缺乏本地處境性,對文化及政治議題不多談。若不擴闊,恐怕命運有如昔日的港大CA團契,與時代脫節,沒有在文化及專業上的信仰影響。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府所資助的八大院校學生會都發出反對政府的政治聲明。基督教知青亦相繼離開教會,包括「信二代」,這是客觀事實。他們懷疑權威,關切社會不公義,輕視中產哲學 (或是理想幻滅),自命邊緣。他們的信仰追尋的心路歷程又是甚麼?
香港教會的回應是甚麼? 以為這是個「青年問題」而非「教會脫離時代的問題」,不知道青年可能是教會的警鐘,反映教會的福音太狹窄。於是推出一系列的青年工作者培訓課程,青年導師計劃,生命師傅操練,生涯規劃方案等,卻沒有改變教會的福音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今天青年信徒所需要的信息是甚麼? 豈不是從苦難中重建生命的個案。例如被擄的但以理主政跨越皇朝。被出賣的約瑟餵飽大地之民。流亡外邦的尼希米重建城牆。無自主的以斯帖拯救民族。流放的亞伯拉罕祝福萬國。在狹縫中的保羅看見自己在時代的身份與使命等。這一些宏觀思考,就是大學教育與信仰反思的所在。
我們不是缺乏見證人: 蘇恩佩對文化價值的重視, Samuel Escobar 對苦難的拉丁美洲看教會責任, John Stott 對社會危機的警告、 C. S. Lewis 對基督徒思想的重視, Rene Padilla關懷貧窮的人, Melba Maggay 看文化與福音在亞洲處境的關係等。
大學教育對基督徒有何意義? 如果神學院是研究天上的事,對神,對聖經,教會歷史,教會事工的認識 ; 那麼大學教育就是要明白神和衪所創造的世界的關係。研究人與神分門別類的創造物的關係。人要有管治大地的能力,愛人如己的關切。這方面的先驅包括 Jacques Ellul 對科技的洞悉; Parker Palmer 對教育的睿智 Walter Brueggemann 對先知的想像。Richard Niebuhr 對文化與基督的交錯; Neil Postman 對傳播科技的認識。
大學本身就是一種召命。大學教育是一種基督徒的使命,去認識神和衪的創造。世界就是工場,參與建造神的世界就是敬拜。而且,工作就是一種召命,是受托去管治大地,要榮耀神,顯出神的形象。
「福音」本身是有宏觀視野: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所以我們要去到每一個角落去宣告 / 實踐衪的主權。主禱文當中: 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都是同出一轍。
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尤其是早期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大學歷史,許多基督教知識份子在問: 作為一個基督徒大學生我的使命如何?對國難有何見解? 楊紹棠,趙紫宸,劉庭芳等都曾經發問,這正是今天全國基督教大學學生週年紀念可以提供的歷史經驗。 如何結合信仰與學問,和活在大時代之中的信仰實踐。這些亦是我們所認識香港上一代牧者如滕近輝牧師,吳明哲牧師,趙天恩牧師等先驅的提問。
我們不能忘記,不能以為只是護教問題,只是宣教問題,而是福音的核心,文化生根與更生的所在。正藉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也許這世界觀的轉移,亦可以是華人教會的價值觀轉移,大學基督徒可以成為這改革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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