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廉明監製於2019年11月9日在恩光書院參與「動盪時代 我的故事」研討會。他在香港動盪時代中用四套「十年」（香港、台灣、泰國、日本）電影展現他的故事。
在五年前，蔡監製開始推出「十年」（香港）計劃，主要希望透過電影說出對城市未來的想像。當年香港充滿著很多不確定的社會發展因素，他的工作團隊當時正思想三個問題，第一：「十年前的自己如何影響了今日的自己？」，第二：「今日的自己如何評價今日自己的工作？」，第三：「如何想像十年後的自己？」，並向不同人進行訪問。他和他的團隊發現，不少人對當下感到無力，但對未來卻會有另一種因想像而產生的期盼。
蔡監製也透過任志強教授的兩個神學反思分享對「十年」得到一些啟發。任教授提到「Radical, Re-imagination, Rejuvenation」，人須從尋找自己的根本中來想像未來，這樣才有機會浴火重生。他亦提到「閾（Liminality）」，閾的意思是指一個儀式已開始但未完成的狀態，而這很像香港回歸後的狀態，令他思想香港人在這根本中會怎樣想像自己的未來，他也因此將電影由「香港下一刻」改名至「十年」。他的團隊在資料蒐集中也發現，香港處境與歷史中的極權社會相似，故此，「十年」中的五個故事是希望幫助人先認清厄困未來，才可以去談盼望。
蔡監製和他的團隊想將「十年」的想像帶到其他城市，所以便開始了「十年」（台灣、泰國、日本）的計劃。在「十年」（台灣）中，台灣人對台灣的想像與香港人很不同，他們的五個故事是關於環境問題、多元化、傳統價值承傳、記憶與身份，但當中沒有政治議題，主要因為台灣年輕導演們覺得台灣自身的獨立性已經很強。亦有人分析，台灣人面對政治議題較老練，他們較易消化和處理，所以他們對本土議題反而較有興趣。
蔡監製表示，近日香港處境容易令人感到絕望，但抱有基督信仰的人不應失去盼望，相反要忠於使命，在「絕望」中尋「突破」。這值得每一個人去思考，包括教會，若我們未能認清一個厄困的未來，何以有資格說盼望，何以有勇氣去改變？他以阿摩司書作總結：「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每段歷史都有艱難，但尋找人性的真和善，也許幫助到我們面對將來。雖然時勢看似愈來愈暗淡，但他仍然堅持相信「為時未晚」多於「為時已晚」，因為香港還有空間宣講「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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