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國崛起中擔任了什麼角色？
黃伯農博士是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也是《萬隆：球南學報》編輯。最新英文學術著作為《在後殖民亞非洲省察權勢：一個基督治國策的論著》(2016)，並將出版《順應天命的治國策：地緣轉移中的歐亞小國政治和戰略文化》。
以下是黃博士講座的摘要:
講座的主旨在探索全球地緣重心轉移之中香港的策略調整，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闡述中國自2013年所推出的「一帶一路」計劃所包含的地緣政治、能源安全、金融經貿和國家發展的考慮和謀劃; 第二部份探索香港新策略的可能。
回應美國自冷戰時期所制定和實施的歐亞地緣包圍戰略部署，「一帶一路」旨在強化與歐亞大陸各國的經貿和民間合作。從現實主義和唯物發展觀出發，「一帶一路」欲更有效地統合沿線的跨境經貿和金融發展，從而一次過解決地緣包圍、經濟放慢、產能過剩、內部民變和領土完整等問題。其實，中國政府跟西方政黨有同樣的目標：就是持續其掌握國家的權力，只是前者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為軸心的一黨專政，後者是以自由資本主義為軸心的兩黨輪替執政。
後者為過去三百多年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中衍生的政治經濟制度，有分配財富和權力的功能，防止因長期被剝削而激發的民變，推翻自由資本對國家的領導。所以當今西方代議民主政制為自由資本主義專政之下的兩黨政治制度，以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為統治意識形態，建構制度和文化身份。
中國沒有經歷過西方式的工業革命、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等「以資本領導國家」的發展經驗，「一帶一路」也沒有歷史依據和內外條件去重複這種西方經驗。而承繼著幾千年華夏國家主義的政治文化邏輯，中國式的「一帶一路」便只能根據自身有限的歷史條件去發展一種以「中共壟斷資本」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香港位於這歷史關口中實須認清這個事實，與這兩種政經權勢保持適度距離，保持中立，以免被兩者之間的衝突所傷害。第二部份於是便探索了一個從基督教信仰出發的香港策略支點。
為何香港人又很富貴又很貧窮？
鄧紹光教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英國聖安德烈大學哲學(神學)博士
黃博士演講完後，鄧紹光教授有以下的回應:
首先我們需要認識的是，「一帶一路」這個經濟策略及實踐是在「大國崛起」底下出現的。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大國崛起」自然引發了國際勢力（無論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重新調整彼此之間的互動。我們大概需要在這個國際的互動進程之中，來審視一帶一路。
很多人都對大國崛起感到興奮，也意識到一帶一路的出現是表徵著大國的確崛起。 對於任何大國，基督徒都適宜保持距離，正如昔日新約時代的信徒，對權傾一時的羅馬帝國也是保持距離。什麼是保持距離？很簡單，不能完全擁抱帝國，不能把所有希望都託付在帝國身上。不少人會說沒有國，那有家。我會說：沒有上帝國，那有家。這也不是說基督徒要全盤否定帝國，我只是說不能全盤擁抱、肯定。
而「大國崛起」底下出現的「一帶一路」固然是一條經濟策略，但同時也是政治策略、軍事策略、文化策略；簡單地說，「一帶一路」是否某種把或遠或近的相關國家「一體化」的策略？ 不但輸出經濟，同時也輸出政治、輸出軍事、輸出文化？ 「一帶一路」所經過的國家、地方，很多都是尚未發展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從來經濟的改變都會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文化形態的改變，沒有純粹的經濟改變；只要我們看看自己看看崛起中的大國，就很清楚了。大國的生活方式特別是沿海城市的生活方式都改變了，並且是天翻地覆地改變了。這是基督徒必須思考的。
經濟的改善固然是需要的，但經濟改善對生活方式的負面影響，是否需要多加思考？是否需要更多思考經濟改善的速度與幅度？甚至需要思考：經濟改善到什麼情況，會扭曲生活異化生命？這使我想起新約聖經福音書中耶穌面對撒旦試探時的回答：「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裡所說的一切話。」（太4:4／路4:4）經濟雖然重要，但是經濟並非一切，更非唯一。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小國若長時間不斷靠賴著崛起中的大國的經濟參與，會不會落入「依賴理論」所講的情況，慢慢失去相對的經濟自主？並且因著經濟的依賴而有政治的依賴？至少在經濟依賴的期間而不得不有政治的依賴？譬如說順應崛起中的大國其在國際政治舞台的活動，而無論經濟上、政治上跟台灣保持距離。由一帶一路發展起來的，就不只是純粹的以崛起中的大國為主導的經濟共同體，並且也會是政治共同體。當然對於從十九世紀自鴉片戰爭已經積弱的中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是如果這種盛世是以一種類似昔日西方帝國擴展的方式來實現的話，那麼這也不過換湯不換藥，以軟實力代替硬實力，以經濟力量代替軍事力量，背後的目的並無兩樣，都是把他者納入自己的經濟版圖甚至政治版圖之中。
如果我們從整個世界的局勢來看，崛起中的大國這種企圖與實踐，並沒有什麼叫人驚訝的地方。美國、俄國、歐盟各自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那麼崛起中的大國呢？崛起中的大國如何在這些大國中間繼續獲取空間發展自己，而不被限制、約束甚至打壓，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一個國家致力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間與發展空間並不是什麼問題，一個國家致力聯繫不同的國家共同在經濟上、文化上發展也不是什麼問題，可是如果這個國家走的是帝國擴張的路線，走的是以經濟實力來收編小國的路線，恐怕就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了。
面對這樣的情況或局勢，香港有什麼新策略呢？ 香港人主要關心的是經濟，但即使是經濟，我們還是可以問：香港自身所要追求的是一種怎樣的經濟生活？是GDP不斷高速增長的經濟生活？是整個社會共享經濟成長成果的生活？當長久以來都只是一小撮人富起來，但另一大群人的實質工資卻沒有什麼改善，而且居住環境惡劣，我們講一帶一路底下的經濟新策略，有什麼作用呢？當香港的所謂「中產」人士長時間需要超時工作卻沒有補水、家庭生活遭受虧損、人性不斷被扭曲、社會整體只有消費沒有「文化」，追求GDP高增長的經濟生活，又有什麼意義？
「香港新策略」的提出，必須基於對現實境況的理解，就是對大國崛起的理解、大國崛起底下的一帶一路的理解，也對香港自己的倫理生活的理解。沒有基本的理解，就難以講任何對應的新策略新創造。以上我所分享的，不過是一些對現實、境況的另類理解，供大家參考，希望能引起大家一起思考、討論。
回應鄧教授及各參與者的提問時，黃博士又綜合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下：
中國和西方國家所運行的政治制度都是「權勢」（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縱使它們的內容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西方的代議政制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都同樣地要得到民眾的擁護才能站立得住，它倆都有其權勢的墜落本質，香港社會不宜過分投入和抗拒。
現實主義均為它們的核心文化邏輯所在，香港須與它們保持適當距離。它們均將世界看成一個無序的森林，於這森林中不同政權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互相搏奕、削弱、顛覆和競爭。它們也盡力去訂立多為自己利益服務的規則制度去讓其他國家跟隨。正如鄧紹光博士所言，這也許是新約時古羅馬帝國的權勢邏輯。
面對著「羅馬帝國」在當代國際政治的不同權勢化身，無論是中國或美國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我們都應與它們保持適當的距離。保持距離並不代表完全擁抱或完全拒絕。這策略支點為「身處但不完全從屬帝國」（in but not of the Empire）的微妙關係。
由於權勢均同時擁有維持秩序和墜落的雙重性質，為免過分投入和過分抗拒它們，「身處但不完全從屬」的策略支點最為恰當。
黃博士隨即提出一些可行的實踐路向如下：
於一帶一路的大風向轉變中，香港一方面要容許有人建風車去利用這大風向轉變的力量和資金使香港經濟繼續得到發展，因勢利導。
另一方面，香港也要容許有人築牆去防止因風向改變而生的沙塵暴急劇改變了本身的意識形態地形。我認為我們的核心價值固然重要，但為了保存一個較穩定的核心精神秩序給下一代成長，適當地管理意識形態的轉變是有需要的。
要注意的是要與不同核心和非核心價值保持距離，為了下一代的生命，不要作任何價值信念的狂熱份子。年青人的精神健康問題跟不穩定和撕裂的政治氛圍有莫大關係，「身處但不完全從屬」的立場可以防護他們容易墜入絕望深淵和狂熱主義當中。
著眼點已由為神做大事轉變為參與和欣賞耶和華自己在歷史的作為。權勢之所以可能是它們均活在神的主權之下。權勢不但限阻(constrain)，也使事情得已成就(enable)。我們實無必要過度擁護權勢，也無必要拒絕權勢。它們來來去去，崛起衰落，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香港須順勢而為，於各人的境遇中經歷神的同在和天佑(providence)。除了傳福音、建堂植堂和參與社會運動這些鴻圖大計之外，我認為若然每天能做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已是「身處但不完全從屬」的基礎。
我想「身處但不完全從屬」的策略正是「一國兩制」的再想像。雖然香港已身處於「一國」當中，但「兩制」中自由資本主義並不完全從屬國家資本主義存在張力的同時也能激發創意和新思維。這「身處但不完全從屬」的實質內容和尺度則要看香港各界各人於各種場域和境遇中與各種權勢之間互動的結果。
無論是建設風車的或是築牆擋風的，都應該互相包容，這種分工而合一的精神才能使香港於艱難時期中持盈保泰。
吳梓明博士整理
201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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